《动物建筑》，[英]保罗·多布拉什切齐克 著，陈钰 译，译林出版社2025年1月版。
什么是真正的“动物建筑”？
2010年，由建筑师珍妮·甘设计的摩天大楼爱克瓦大厦在芝加哥落成，并被誉为既适合人类居住，又考虑到其他动物生活的典范建筑。它那波浪形的外立面和烧结玻璃可以避免鸟类接近建筑物的玻璃幕墙，造成鸟类受伤或死亡。对于“动物友好”建筑来说，设定的门槛也许并不高——这也不足为奇，因为我们长期以来一直将动物排斥在外，甚至视其为“低人一等”。
更常见的是，动物只有在被认为对人类有用时，如作为牲畜、家养宠物、实验动物，或动物园和水族馆等消费场所中的景观时，它们的建筑才会被特别设计。如果这些动物并没有特殊的用处，那么它们常被视为“有害动物”，并被清除或消灭。当地球上的建筑行业成为气候变化和物种灭绝的主要因素之一时，我们迫切需要改变自身与动物的关系，不仅要在设计建筑时考虑动物，而且要将其视为“共居者”，并寻找一些措施来改变我们长期观念中的“人类例外论”。
简而言之，我们需要真正的“动物建筑”。
在建筑中为动物开辟空间，首先要意识到，非人类生命已经深深地融入我们的建筑以及想象当中。本书通过仔细观察动物如何创造或占据空间和结构，探讨了设计时需要考虑哪些动物因素。通过关注与动物的想象性互动，本书拓展了与其他生物共同生存的可能性。同时，本书也毫不避讳地指出，为了人类的居住生活，动物做出了何种牺牲——我们必须更加坦然地接受这一事实带来的不适；面对无法控制的混乱和痛苦，人们需要向前而不是逃避。简而言之，《动物建筑》构建于一个人类与动物已然相互交织的世界，无论我们或它们是否喜欢这样。
古罗马建筑师维特鲁威在现存最古老的人类建筑学专著——公元前1世纪编纂的《建筑十书》（多卷本）中，对建筑的起源进行了推测。他设想了这样一个场景：早期人类（主要是男性）聚集在他们最近一次生起的篝火旁。在这里，人们“首先用枝叶搭建遮蔽物，其他人在山脚下挖掘洞穴，还有人模仿燕子筑巢的方式，用泥土和树枝搭建庇护所”。
维特鲁威的著作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被重新发现”后，引发了人们对建筑起源的痴迷，这种痴迷一直持续到20世纪。在不同作家的眼中，维特鲁威首次提出的“原始小屋”的灵感来自树木的粗大枝条、用树枝和芦苇进行编织的古老技艺、泥土筑成的白蚁丘、蚂蚁和穴居动物挖掘的巢，以及鸟巢。建筑历史学家约瑟夫·雷克沃特认为，这种对建筑起源的关注来源于对这门学科进行革新的尝试，反复强调作为人类建筑灵感来源的自然界中的各种案例，是为特定的建筑构思理念寻求普遍甚至神圣认可的一种方式。
正如雷克沃特所指出的，对建筑起源的推测，可以通过质疑我们的一些基本观念来激发新的思考。谁能说这不是建筑行业的当务之急呢？即使按照最简单的统计数据来衡量，建筑行业也是人类与地球关系的“毁灭狂欢”的主要参与者，这种狂欢是以资本主义消费为基础的。2021年，全球建筑行业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占人为二氧化碳排放量的38%，是所有行业中占比最高的；预计到2030年，这一比例将增至42%。
拉马斯生态村里道和霍皮·温布什的自建房屋内部，2019年（《动物建筑》内文插图）。
在全球范围内，每周都有一座相当于巴黎的城市建成，但只有1%的建筑物进行了碳足迹评估。有时，需要一个局外人来提醒我们建筑行业破坏性的真实规模和恐怖程度。在2016年出版的《垂直》一书中，地理学家斯蒂芬·格雷厄姆探讨了从卫星到地堡，人类的建筑如何越来越多地主宰地球的垂直轴。在最后一章关于采矿的内容中，他揭示了如今的超高层摩天大楼是如何通过对地球难以想象的破坏而建成的。例如迪拜高达830米的哈利法塔（在吉达塔于2025年竣工之前，它是世界上最高的建筑）就是一座破坏力巨大的建筑——它使用了5.5万吨钢材、25万吨混凝土、700吨铝材和8.5万平方米的玻璃，以及用于内部装修的成吨的埃及大理石和印度花岗岩。所有这些材料，都需要从世界各地开采、提取和加工，尤其是铁矿石和沙子。
艺术家蒂姆·诺尔斯在苏格兰高地创建的一个庇护所，这是他在2015—2019年的“居所”项目的一部分（《动物建筑》内文插图）。
而这些材料统计数据并没有告诉我们，开采和制造过程导致了多少有机生命的毁灭，而且这种程度的破坏很少在建造的过程中被考虑在内。因此，从这个角度看，哈利法塔（以及几乎所有的摩天大楼，无论它们从表面上看是多么环保的“绿色”建筑）壮观而闪亮的幕墙十分有效地掩盖了这些建筑材料的巨大破坏力。这些建筑物简直是世界的毁灭者。
向动物敞开大门，承认它们是建筑者
向动物敞开大门，意味着要从“以人为中心”中解脱出来。在过去20年左右的时间里，这一转变在哲学和其他学科中被广泛称为“后人文主义”，成为挑战长期以来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和世界观的主要驱动力。许多试图将人类从世界中分离出来的尝试都源于当前的一种认识：人类对地球的统治已经对其他生命形态（特别是动物）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某些动物的数量已经减少了60%以上。一些建筑师开始正视这种破坏性的人类中心主义所遗留的问题，近年来诞生了一种特别的哲学流派——“物导向本体论”（有时被称为“OOO”），它被证明在开辟其他建筑构想（考虑因素不仅包括人类）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自启蒙运动开始以来，西方主流哲学和科学思想一直认为，只有当现实与人类思想相关联时，现实才具有意义，这一基本假设被称为相关主义。从表面上看，像这样的人类中心主义似乎很荒谬——毕竟，动物、植物和岩石等事物是确实存在的，这似乎很明显。然而，承认人类之外的其他事物确实存在（或者说，它们与人类同样平等且独立存在），就产生了一个深刻的哲学问题，因为它直接挑战了我们能够获取关于世界的全部知识的所谓能力——这是科学界经常提出的主张。对于“物导向本体论”的拥护者来说，解决这个哲学问题的办法就是简单地接受所有事物都平等存在，而人类对其他事物的认识永远只能是片面的，不可能面面俱到。著名理论家格雷厄姆·哈曼和蒂莫西·莫顿则更进一步，认为这种不完整的知识更类似于审美体验而非经验观察，而且审美感知实际上先于科学方法。在他们看来，世界上事物之间的关系总是间接的，或者说是“有距离的”，因为平等的存在意味着一种事物永远不可能详尽地了解另一种事物。
如果我们接受这样的观点——事实上，一些科学家，尤其是量子力学和宇宙学领域的科学家，如今正是这么做的——将对建筑师的思考及工作方式产生深远的影响。莫顿在其众多著作中，反复运用建筑类比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例如在《人类》（2019年）一书中，他认为我们需要在设计方法中培养对非人类事物的善意，想象一位具有生态意识的建筑师决定建造一座“能够被青蛙、蜥蜴和灰尘所影响”的房子。然后，他反其道而行之，让人们注意建筑中的基础设施类型，这些基础设施已经承认（虽然是消极地）非人类事物的在场，即“（试图）消除非人类事物的过滤器、空调和防霉油漆”。我们可以把密封剂、胶水和砂浆添加到建筑中无处不在的防御性材料列表里。显然，扭转这种负面态度，会使房屋从上到下、从里到外都截然不同。但此处的重点并不是强迫建筑师和住户欢迎霉菌、危险物，或是具有破坏性的昆虫进入家中，而是重新培养人们对长期被忽视的非人类事物的迷恋，这正是促进人类与其他生物“团结”的首要条件。莫顿认为，要让其他生物与我们人类一起“享受快乐”；他举例说，麻雀和其他喜爱人类建筑的鸟类一样，喜欢在屋顶的空洞中筑巢。
曼彻斯特乌尔比斯大楼金属铆钉的橡胶垫片上长出了苔藓（《动物建筑》内文插图）。
向动物敞开大门的另一种方式是承认它们是建筑者。尽管迈克·汉塞尔等动物学家已经肯定了动物建筑结构（如白蚁或园丁鸟的巢）的复杂性和精密性，但人们仍然普遍认为，只有人类建筑师才能够建造出他们想象中的建筑；其他动物之所以从事建造，只是因为它们遵循着刻在基因里的预先编码的本能。本书的第一章将更详细地探讨这一观点：最近的科学研究表明，即使是没有大脑的动物，比如蚂蚁和白蚁，在集体建造时也会表现出一定的个体能动性。此外，对动物建筑的研究表明，人类所称的“环境”（即指人类建筑之外的领域）实际上与建筑紧密交织在一起。典型的例子就是河狸建造的堤坝和巢。这些结构并不是仅仅“坐落”在环境中，将环境封闭或隔离；相反，河狸建造的建筑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构造”环境。事实上，河狸正被人类用作“自然”方案，应对气候变化引发的洪水泛滥。这表明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建筑和环境是相互交织、共同构成的。然而，许多人仍然没有意识到的是，建筑与环境的共存适用于每一个有生命的个体，无论它们是否建造了某种建筑。这是因为，环境从来不仅仅是某种既有的生命形式的所处之处；相反，它是由无数部分构成的庞大有机体，这些组成部分也积极地塑造和改变着环境。
我们对这种观念感到如此不安，也有力地提醒我们，人类中心主义仍在主导着我们对人类建造环境的理解。不过，这并不令人感到意外。最近，我和一位建筑师朋友在家乡曼彻斯特散步时，驻足欣赏了当地建筑师伊恩·辛普森在市中心设计的乌尔比斯大楼，这是一座于21世纪第一个十年用钢材和玻璃建成的异形建筑，非常引人注目。在我们交谈的过程中，我的朋友发现大楼的一个金属支架边缘长出了一簇苔藓，于是他小心翼翼地将苔藓摘下。他这样做的理由是，这些苔藓预示着大楼即将衰败：随着时间的推移，苔藓会破坏固定铆钉的橡胶垫片，从而需要昂贵、耗能、耗时的维修。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我的朋友争辩说，摘掉苔藓比允许它继续生长更符合生态学原理，因为苔藓上有大量的微动物群落；从长远来看，让一座建筑破败不堪肯定会耗费更多的资源。对我的朋友来说，精心保护建筑的结构和材料完整性正是建筑的“可持续性”所在。
如果主张相反的观点，就意味着反常地将无序和毁灭引入建筑，因此，这种观点不仅是建筑师所厌恶的，也是居住在建筑中的人们所排斥的。但是，真正的生态建筑能从其他地方产生吗？那些将设计作为生态危机解决方案的人也许忽略了一个明显的矛盾。例如，购买一个定制的鸟巢，将它安装在墙上，似乎是一种合乎道德的行为，可以缓解城市中鸟类急剧减少的问题。但这一做法也恰恰反映出人类越来越不能容忍鸟类可能更依恋的地方，即建筑物本身材料结构中的缝隙和孔洞，这样的建筑通常被贬义地称作“年久失修”。向动物敞开大门意味着需要改变人们将此视为“威胁”的态度。也许，与我的建筑师朋友相反，我们需要对其他生命带来的混乱和破坏更加包容。
《伴你高飞》（1995）剧照。
在建筑中超越人类中心主义，从某些方面来说是违反直觉的。让所有动物平等地生存当然是可能的，但在我们自己的家里，乔治·奥威尔的著名论断似乎总是适用：“所有动物一律平等，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在建筑物中，所有动物都处于一个等级森严的价值体系：宠物（尤其是狗和猫）在上，害虫（昆虫、蜘蛛和啮齿动物）在下。然而，这种价值体系是可以改变的——尽管肯定会让“上位者”感到不适，但可以促进人类与动物之间更丰富的互动。面对人类建筑活动所造成的巨大破坏，适度的让步也是可能的。如果我们愿意让其他生物分享我们的空间，就会产生一种累积效应。目前，我所做的微薄贡献就是让蜘蛛留在家里阴暗角落的蛛网上。
成为一只蝙蝠是什么感觉？
人类如果能够在建筑中更加贴近动物的生活，是否就能理解动物的真正需求，是否有可能像其他动物（甚至是其他人）那样思考？1974年，哲学家托马斯·内格尔在一篇著名的文章中问道：“成为一只蝙蝠是什么感觉？”这篇文章经常被人类或其他动物的意识研究引用。内格尔之所以选择蝙蝠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蝙蝠具有利用声呐感受器进行感知的能力，而人类并不具备这种能力。内格尔认为，试图通过科学分析来理解蝙蝠的声呐，只会让人类与蝙蝠之间的共情变得更加遥不可及：这种客观性在观察者与被观察者之间制造了距离。但是，内格尔也反对想象性的研究模式——它们只是人类对蝙蝠的肤浅想象，与真正的蝙蝠确实相去甚远。
内格尔的结论是，我们无法理解蝙蝠（或其他任何生命形态，包括其他人类）的“外来”感知。当涉及感知和想象时，人类个体会不可避免地陷入自己的主观性中。人们会忍不住将自己试图理解的一切事物都拟人化。内格尔对人类想象力的贬低受到了物导向本体论的有力挑战。例如，伊恩·博格斯特在其著作《异形现象学》（2012年）中断言，想象力是一种无价的能力，它能让人类与陌生的事物产生共鸣。我们可以像博格斯特本人一样，把蝙蝠的声呐想象成潜水艇或飞机控制系统的声呐：我们很容易就能把看不见、摸不着的感知形式创造成图像（毫无疑问，你此刻正在这样做）。当然，这些完全拟人化的比喻也在意料之中。
博格斯特对内格尔的悲观主义提出了质疑，他认为拟人化的类比使人类超越了自我，是与真正陌生的事物建立共情的尝试。与科学的客观性不同，想象力从未宣称对非人类的认知可以详尽无遗；相反，如前所述，它尝试从侧面或一定的距离来重新理解。政治理论家简·贝内特认为，拟人化的相关风险（迷信、浪漫主义、万物有灵论等）“反驳了人类中心主义”，因为“人与其他事物之间产生了共鸣，我们不再凌驾于非人类环境之上，或置身其外”。贝内特认为，拟人化的危险远不及当前的人类中心主义，后者正在迅速剥夺地球上剩余生物的生命。
小说家J.M.库切在《动物的生命》（1999年）一书中，也挑战了内格尔的悲观主义。在这本书中，虚构作家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在一家学术机构发表了两场演讲，为人类对动物的富有想象力的认同能力进行辩护。在对内格尔的直接挑战中，她断言“我们可以把自己想象成另一种存在的程度是无限的”，通过“富有同理心的想象”，我们可以体验到“活生生的蝙蝠是……充满生命力的”，就像“完整的人类”是“充满生命力的”一样。库切对科学客观性的所谓“中立性”进行了严厉而有争议的控诉，他通过自己虚构的人物提出，纳粹制造的恐怖死亡集中营是杀手们无法“将自己代入受害者的位置”的直接后果：大屠杀既是邪恶政权及其灭绝机器所造成的，也是想象力的失败产物。就我们看待动物的态度而言，这样的比较似乎有些极端，但其目的是让我们意识到人类精心策划的、无休止的动物大屠杀（如今每年有数百亿动物供人类食用）的真实规模和恐怖程度。
想象力将我们带入动物生活，对建筑学有着重要影响。首先，它可以拓展我们对人类建造的建筑与动物建造的建筑之间关系的认识。例如，通过加深对动物建造的结构进化的认识，我们可以重新思考建筑的起源，这不是为了重申人类的能力优于动物，而是为了找到两者之间的对应关系。在更平实的层面上，我们可以更多地关注动物建筑者，首先是对动物的建筑保持更持久的好奇心，并容忍我们的不适感。许多建筑师已经在这样做了，尤其是在生物仿生领域。“仿生”一词最早出现于1962年，近年来才开始指在设计中有意识地模仿自然过程。仿生设计包含了大量的实践，此处无法一一列举，但它总是以对自然的实用性理解为前提。在这里，大自然以各种方式向我们揭示了解决人类问题的更有效方法，展示了“闭环”的能量转移方式，或揭示了我们尚未发现的结构形式。毫无疑问，大自然激发了许多引人注目的建筑，例如2012年至2020年间，麻省理工学院的中介物质研究小组用蚕丝创作的两座展亭，但从根本上来说，这并没有改变长期以来的观点，即自然存在于人类之外，作为一种工具供我们使用。
《伴你高飞》（1995）剧照。
探索建筑与动物之间的关系，需要我们采用非工具性思维方式，并且要加入物导向本体论所强调的想象力。正如我在《未来城市》一书中所论述的，对想象力的强调可以拓展我们对自然的理解，通常会导致自然“在外部”概念的逐渐消失，转而更多地体现为所谓的“自然——文化连续体”，用蒂莫西·莫顿更简洁的定义来说是“网状”。想象力使人类和动物的生活之间的对应关系大量增加。在本书中，这些对应关系是从虚构作品、电影和艺术作品中的动物以及建筑物（包括已建成的和构想中的设计）中的动物提取而来的。
建筑不仅仅是建筑物（更不用说那些真正由建筑师设计的建筑了），它还代表着一种连接——制造者与使用者的共存、空间与形式的共存、材料与思想的共存，以及各种流动（人、非人类事物、设施、信息、时间等）的共存。通过将动物与建筑联系起来，本书论证了建筑的扩展领域，即建筑与“自然”之间的联系，且建筑始终与“自然”密不可分。在这种理解模式中，真正的主题和焦点是事物之间的对应关系，而不是任何一个事物本身，无论它是建筑物、建筑视觉效果，还是非物质理念。正是事物之间的联系链构成了世界上真实的存在。
这种充满想象力的开放态度似乎与建筑创作背道而驰，因为我们通常认为，设计的本质在于将富有想象力的构思转化为实际建筑物［例如，建筑师彼得·卒姆托在他的论文集《思考建筑》（1998年首次出版）中就对此进行了阐述］。但是，持更开放的态度对待“不建造”显然也没有什么坏处。毕竟，在全球变暖和物种灭绝问题上，建筑行业做出了巨大“贡献”，而设计师们多半对此一无所知,减缓建筑生产速度无疑会对生态环境大有裨益。也许，就像建筑教育中经常出现的情况那样，设计师在想象领域中停留的时间可能会比现在更长。在这里，建筑师会和英戈尔德所认为的一样，认识到与世界相对应并非意味着从远处描述它，而是与其他人（包括人类和非人类）一起生活在这个世界中，并对它做出回应。通过建筑师的想象力，动物本身将获得某种形式的自主权。
本文选自《动物建筑》，较原文有删节修改，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原文作者/[英] 保罗·多布拉什切齐克
摘编/何也
编辑/何安安
校对/刘军
